2020年3月，著名管理学大师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时，这个让年轻一代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曾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顺便带动了一波中文版自传的销量。

　　执掌通用电气的二十年里，韦尔奇把它从一家傻大黑粗的制造业企业变成了比肩华尔街大银行的多元化帝国，期间通用电气的业绩增长极其稳健，财务健康水平更是好到难以置信。韦尔奇功成身退时，通用电气市值从100亿美元飙涨到了4000亿美元。

　　前互联网时代，韦尔奇在中国的知名度仅次于比尔·盖茨，也是《读者》、《知音》等杂志励志栏目的长期客座嘉宾。

　　韦尔奇的管理理念其实并不复杂，比如坚持10%末位淘汰让团队保持活力、坚决砍掉没有财务贡献的业务、设定严格的绩效标准等等。

　　通用电气的八面玲珑是狂飙猛进的格林斯潘时代的浓缩，韦尔奇的管理哲学自然也无法超脱制造业转移与金融自由化的语境。任何管理理念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人手一本《奈飞文化手册》的时代，反倒是韦尔奇自传中他妈妈的生活态度更加前沿和先锋：

　　风云际会的时代与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总是唇齿相依，它的产物往往有两种：一是总结在书本上的管理理念，二是凝结在代码上的数字化工具。

　　微软的Office诞生时，其进步性在于可以把A4纸上的文档原封不动的呈现在屏幕上，把表格里大量枯燥繁琐的运算交由计算机运行，由此提高了商业世界的信息化密度。而当人们开始用电脑和手机浏览文档，用IM工具实时沟通时，Google Docs便取而代之。

　　两者的区别在于，管理理念更多是一种事后的复盘。韦尔奇的管理学并没有延续通用电气的增长神话，后者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险些倒下。而推动商业进步的力量之一，反而是Office这类数字化工具。

　　不要把办公软件理解为“线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落成不久，一台长19.5米、高5.3米的巨型机器运抵上海临港。这是特斯拉与意德拉（IDRA）联合研发的铝铸工艺压铸机，名为GigaPress，重量高达410吨。这是特斯拉超级工厂最核心的生产设备之一。

　　新能源车企，都是“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的广告牌常客。语直口快的李想一度给出过“帮助我们升级了自己的组织”的评价，并发朋友圈亲自督促飞书iPad版的开发。

　　原因之一在于，新能源车企的直营模式，让复杂繁琐的门店管理成为了一个难题。

　　车企是结合了汽车工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复杂网状组织”。这类“复杂网状组织”不只局限于新能源车，反而在自动驾驶、大模型、直播电商、短剧等新兴行业中普遍存在。这些行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批量诞生于2020年后；二是几乎所有头部公司都是

　　飞书的客户。产业界曾将协作工具的快速渗透解读为居家办公的影响，但企业向飞书的迁徙并未随着疫情结束偃旗息鼓，反而成为了趋势——事实证明，最酷的一批中国公司，已经不当Google和Netflix的学生了。

　　新势力的代表蔚小理，做大模型的月之暗面、智谱AI和MiniMax，每一条新赛道上的黑马公司，几乎都被塞进了“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的广告牌。

　　B站up主“大猛子”刚毕业就去了中铁九局的一线工地上干活，在工件间隙以视频展示工地日常。几年下来，大猛子不仅用一张饱经沧桑的脸重新定义了弱冠年华，也以一己之力拉低了土木工程专业的整体报考率。

　　最典型的是大模型公司，特点是人才与技术高度密集，但工作方法和流程相对模糊，既没有成熟的标准化产品与服务，也没有可以量化的考核与评价体系。由此带来了一个管理学困境——即便顶级科技公司对人才的定义与定价方法，也在人工智能行业失效了。

　　并行的是管理理念与工具的迭代。飞书的迅速普及，本质上是适应了新兴行业工作方式的变化。正如飞书的产品设计理念——工具不是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而是先有基于一线的管理实践，再将这些实践做成一套工具。

　　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布时，微软正在重金押注移动战略，有好事媒体就此事请时任微软CEO鲍尔默置评，后者的评价是：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而且没有键盘，吸引不了商务用户。

　　时至今日，iPhone依然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而且没有键盘，微软的Lumia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云计算产业的出现了。美国年轻人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Facebook和WhatsApp已经深度耦合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成长于移动时代的硅谷工程师，又反过来用Slack和Google docs整顿职场。在美国，大部分打着“协作”标签的SaaS产品大多诞生在2010年前后：GitHub创办于2009年，Figma在2012年，Slack在2013年。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管理与协作诉求，又反过来推动了SaaS行业的自我革命。

　　经济周期的“复盘”；管理学领域，理论和工具也难以超越实践，反而是大量新兴行业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和工具的进步。长期以来，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一流的SaaS产品和协作工具，也不缺乏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客户。真正缺位的，是定义新的组织形式的公司和行业，而这些“后浪”正在近几年批量涌现。

　　飞书未来无限大会上，CEO谢欣曾表示，要把飞书“打造成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工具”。实践它的第一步，是和正在定义这个时代的人与公司站在一起。《重新定义团队：谷歌如何工作》中说，Google打破了等级森严的公司制度，靠着扁平、开放、透明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